“三大难题”困扰城市居民低保

    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在日前举行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２８届全球大会中国特别全会上表示：我国在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低保对象人数呈增加趋势，政府救济压力很大。据民政部调查分析，造成低保人数增加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过程中，一些从“再就业服务中心”出来，又不能重新就业的人员家庭将可能进入低保；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相当多农村人口将转为城镇人口，其中部分生活困难的需要纳入低保；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和企业减员增效，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的就业形势还比较严峻，仍将产生新的贫困人口。二、地方财政应当承担的低保资金落实不够。三、有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低保家庭需要进一步救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低保对象的大病医疗等问题。

我国多数市民自认属“下层”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偏少，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人数偏多。”
    这是作为“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的赵延东研究员，在最近写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３篇报告中反映的内容。“与西方社会‘安贫乐道’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自我安抚、自我认知相比，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意识状况及对现状的某种不认同是危险的”，赵延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社会成员的总体生活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以上’阶层，很难说这个社会是一个稳定的、丰裕的社会。”赵延东强调，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一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

我国将在三年内解决下岗职工历史遗留问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日前表示，将通过拟定相关政策措施和分步、分类的实施计划，力争３年内基本解决下岗职工的历史遗留问题。
    郑斯林表示，今年后四个月，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确保全面完成“新增城镇就业９００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５００万人，其中困难人员再就业１００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７％左右”的目标任务。同时全力做好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开展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建立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
    郑斯林同时透露，将积极推进《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的修改颁布工作，进一步修改《社会保险法（草案）》，起草论证《劳动合同法（草案）》。
    来自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表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３年，１８９０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再就业；仅从去年至今的一年半中，就有７２４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中国城市道路应“变窄”

    城市的“车道”不应“加宽”而应“变窄”，城市交通设计的重点是“行人”而非“汽车”——在出席国际人居节的专家眼里，未来的城市交通靠的不是“车轮”而是“双腿”。 
    “当人们面临越来越拥堵的城市交通时，第一反应往往是‘加宽’马路，可是他们错了。”联合国人居署最佳范例和政策处官员俞建华说，“对世界各大城市交通状况进行的研究表明，道路越宽交通反而会越拥堵，中国城市大量使用的立交桥和环行交叉不仅没有解决塞车反而‘加重’了问题，人们必须理解城市属于行人而不是汽车。”
    俞建华认为城市的交通应是立体的、个性体的，每种交通形式都应有其空间，“在美国我们做着与中国相反的事情——加宽人行道，修窄公路。在完善城市大型公共交通体系的前提下，创造一个‘步行’的城市。”他说。美国规划师协会前会长萨姆·卡塞拉说：“中国应该在城市规划时更多地考虑小街区、人行道和公共广场，为步行、自行车提供便利条件。”

武汉：“公交优先”写进地方法规

    ８月１日起实施的湖北省武汉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首次将“公交优先”写进地方法规，让公众乘客享受一些“特权”。
    此条例规定，交管部门应在有条件的城市主干道、大桥划设公交专用通道。即使在城区单行线，条件允许的也应让公交车双向通行。在新建、改建或扩建城市道路、商业街区、住宅小区等设施时，要按规划配设公交站点、停车场。发生下列情况时，乘客可以拒绝买票：不按核定收费标准售票；不能在车上提供正规车票；核定票价中含空调费却未按照规定开空调；刷卡机不开或发生了故障。在新开辟、调整公交线路前必须实行听证。乘客投诉应自受理起１０天内查处完毕。

中央财政加大培训灰领力度

    中央财政从今年起每年安排３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数控机床、汽车维修技术、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等领域的实训基地建设。据悉，这是近年来中央财政首次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进行专项拨款。灰领原指负责维修电器、上下水道、机械的技术工人，而现在的ＩＴ灰领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操作技能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上海事业单位改革不以减员减支为目标

    目前有些事业单位一谈到人事制度改革，就列举单位裁减了多少员工、砍了多少单位、从而节省了多少费用、减少了多少财政负担。对于这种将减员减支作为衡量事业单位改革成果主要指标的做法，上海市政府予以了否定。
    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１５日在上海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说，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在于“事”，衡量改革成果的标准，应该看改革后的事业单位是否提升了服务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只有以此为目标的改革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成都“民意专报”点击政府“软助”

    四川成都金牛区近日诞生的《社情民意专报》，丝毫不留情面地点出金牛区４２个“软肋”问题。当这一“专报”摆上成都市市长助理、区委书记文登来案头，文登来立即作出批示：“政协所做的调查很好！……请区委办给出一个能让大家满意的说法。”
    金牛区政协主席陈庭章说，这个“专报”是６月中旬以来，该区政协委员历时一个月进行深入调研，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经归纳整理后提出的，内容涉及经济建设、城市建管、治安稳定、社区建设、“双创”工作、城乡一体化工作、机关建设、计生及妇幼保健等８个方面，共４２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非典型”特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研究员日前指出，上个世纪以来，最能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词汇，就是“非典型”。他分析了造成中国经济“非典型”特征的几大因素：
    一是全球化。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处于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由于进出口大大增加，所以要不断应对贸易摩擦。另外，全球化也使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二是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在“新经济”的环境下，很多经济现象发生变异，比如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增长。
    三是体制变动。体制变动从来就是引起中国经济运行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一轮的体制变动给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领域：重工业和出口。非国有企业进入重工业和进出口行业，大大改变了中国重工业领域和进出口行业的发展格局。
    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全面影响，我们估计不足。
    五是人口变化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正处于劳动人口比重高、人口的参与率高的时期，也就是工作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而工作人口都是净储蓄者，这样，储蓄率很高，从而投资率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出一个能够长期容纳高储蓄、高投资的机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