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党组织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党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杭州总工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杭州工人立即掀起大规模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1927年3月中旬，国民党杭县党部策划成立了“杭州职工联合会”。3月30日，国民党组织的“杭州职工联合会”组织流氓、暴徒冲击杭州总工会，破坏房屋设备，打伤工会人员。史称“三三零”事件。

　　紧接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和革命群众，这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杭州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徐梅坤也因此被捕入狱，关押在浙江省陆军监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地下的杭州总工会并没有停止斗争。1927年10月，杭州总工会发布了12号、13号通告，号召工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此外还多次组织红色“暴动”团，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并且拒绝加入国民党当局改组的工会。

　　抗日烽火中的杭州工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杭州工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全市各业工人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在杭救亡团体。1937年8月3日，浙赣铁路工人发起成立“抗日后援会”，该会下设总务、宣传、救护、征募、防护等5个小组，配合前方战事需要，运送弹药，支援前线。铁路工人运用通俗的文艺形式向沿线各站工人、旅客进行抗日宣传，张贴抗日标语等。接着，杭州工人成立了“战事行动训练团”，该团分设运输、救护、技术、纠察、掩埋等小分队，参加服务的工人不取任何报酬，并随时准备上前线参战。

　　1937年11月5日，沪杭甬铁路工人发表《告全世界铁路工人书》，呼吁各国工人抵制日货，拒绝运输日本的军火及原料，以支持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立即来电响应，表示支持中国工人的正义要求，体现了世界无产阶级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相互支持的国际主义精神。

　　杭州沦陷前夕，工人们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纷纷成立了消防队、运输队和纠察队，主动去市区郊外挖壕沟、地窖、避弹坑，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高潮。交通运输工人用火车、汽车、轮船、人力车，把工厂设备、物资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日以继夜地送往后方。同时，工人们还组织了支援前线运输队。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把大批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人力车工人和码头搬运工人运送军用物资和伤病员，不收任何报酬。浙赣铁路工人组成的救护队，带着许多药品，奔走于前线，抢救伤员。工人们支持抗战的忘我精神，大大激励了各界人民的抗日热情。

　　杭州工人还开展了捐献支前活动，工人们情愿自己挨饿受冻，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为抗敌将士买寒衣和枪械。杭州邮政工人发起了两次捐献，除捐献现金2000元外，有些工人还捐出了祖传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铁路杭州站工人捐献麻袋3200多只，运往前线作为防御物资。闸口机厂的60多名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拆卸机车，获得工酬费100多元，他们用这笔钱购买慰劳品，送给在杭州医疗的伤病员。

　　提到杭州的抗日运动，不能不提关于钱塘江大桥的故事。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是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公铁两用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命运多舛，经历了建桥、炸桥、复建的一系列过程。在通车后的89天，为阻止日军向钱塘江南岸进攻, 浙江省国民政府决定炸桥。当晚，茅以升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主持重修了大桥。

　　因钱塘江大桥对于杭州的重要性及它所体现的工匠精神。2019年4月3日，经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26日设立为“工匠日”。

　　杭州沦陷后，杭州工人利用各种方法同日寇进行斗争。1939年1月，华丰造纸厂工人赵金城和4位工友趁着日本侵略者不备，悄悄把定时炸弹放在引擎间。当天下午四时，炸弹爆炸，把动力车间的主要机器全部炸毁，迫使工厂停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浙的侵华日军在富阳宋殿村投降。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因此被改名为“受降乡”。

　　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发动了内战，物价暴涨，经济凋敝。1947年5月，杭州各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要算是“打米店风潮”：5月2日，东新路至宝善桥一带的粮店迟迟不开门，有米不出售，愤怒的群众痛恨官商勾结，捣毁了清泰街、庆春街、中山路、劳动路一带300多家米店。

　　“打米店风潮”是杭州工人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打米店的同时，工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5月，当解放区军民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杭州工人在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罢工请愿斗争，成为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第二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1日，杭州丝织业工人1万余人，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八成的要求，遭拒绝后举行全市性的大罢工。丝织工人的罢工，揭开了“五月”斗争的序幕。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杭州工人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要斗争目标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各行各业间广泛展开了。

　　杭州工人的“五月”斗争，不但是杭州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主力，而且是全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斗争同以往的斗争相比，呈现了几大特点：规模大，参加人数多。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个月，参加罢工的工人在4万人次以上，平均每天在1300人次以上，在杭州工人斗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方面说明广大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所受压迫之深和反抗压迫程度之强烈；范围广，涉及各行各业。在这之前，杭州工人的斗争还带有一定的行业性和地区性，受到行业或部门的限制。这次斗争则包括了丝织业、纺织业、机械铁工业、邮电运输业、营造业、粮食业、印刷业、制鞋制伞业等几乎全市所有工业部门；持续时间长。这次罢工，无论就其单独行业罢工所持续的时间，还是整个罢工斗争所持续的时间，都比以往要长，斗争程度也更激烈。其中持续一个星期以上的斗争有：5月1日制伞业工人的罢工；2日面点业工人的罢工；5日鞋业和面粉业工人的罢工；8日营造业工人罢工，特别是21日染织业工人的罢工，持续近20天，迫使资本家无条件地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自5月1日起，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开展护厂斗争 迎接杭州解放

　　1949年四五月间，为迎接杭州解放，杭州工人纷纷开展了护厂、护路、护桥的斗争。在护厂斗争中，地处拱宸桥西的杭州第一纱厂组成了护厂委员会，赶制了“护厂会员”红袖章，日夜巡逻厂区，最后把厂完好保留了下来。另外，闸口电厂、立余铁工厂、杭州制氧机厂、华丰造纸厂等均采用各种形式开展了护厂斗争。

　　综观新中国成立之前杭州各工厂、企业护厂斗争的历史，证明杭州工人阶级是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为了迎接杭州的解放，为了保护工厂、大桥，为了保卫人民财产不受侵犯和损失，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残兵败将，以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了机智的、坚决的斗争。这对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挺进，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担任解放杭州主攻任务的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一军、二十三军指战员，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进发。5月2日，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和六十二师到达杭州西北重镇余杭县，国民党余杭县长率保安队向解放军投降。5月3日，六十二师先头部队携带轻武器，以急行军向钱塘江大桥疾进，于上午11时，先后攻下制高点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接着，六十二师和六十一师分别向市区发起攻击，至下午3时许，解放杭州的战斗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在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市区。

杭州的解放，标志杭州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主人。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杭州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工人运动翻开了新一页，开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