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杭州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

　　在这140多年的历程中，杭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工人阶级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杭州工人阶级的诞生

　　杭州工人阶级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是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

　　杭州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经济开发较早，文化源远流长，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旅游胜地”之称。由于杭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钱塘江下游北岸，水陆交通便利，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因而促成了杭州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早期发展。

　　在19世纪60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洋务派”在杭州兴办军事工业。187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将杭州的小型机器制造局加以扩充，制造铜帽、开花弹，并铸成小炮50尊，有工人数十名。1883年，浙江巡抚刘秉璋花费10万两白银，在杭州火药局弄创办“浙江机器局”（后称杭州火药局），招募工人50余名，自造弹药、火雷和修理枪支。这样，产生了杭州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早期民族资本开办工厂企业增多，杭州工人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919年，全市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万余人，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杭州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比如杭州第一纱厂有“抄身制”，资本家在厂门口设立栅栏，工人下班时，由抄身婆对工人从头到脚进行搜查，工人的人格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很长，基本都在12小时以上，但是所得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杭州工人阶级开始觉醒。1920年七八月间，浙江印刷公司的倪忧天、徐梅坤等先进工人建立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这也是杭州最早的工会组织。

　　互助会在浙江一师学生的帮助下创办《曲江工潮》。《曲江工潮》不仅是浙江省第一份工人刊物，也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它以“革新旧工业，研究新技术，图谋工界福利，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大胆地举起工人解放的旗帜，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必须彻底打碎这无情世界的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

　　杭州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是同近代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仅具有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还充分彰显了自身特点：杭州工人阶级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所受压迫与剥削极其残酷，因此具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彻底革命的精神；虽然杭州的民族工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不大，但工人们与机器生产联系紧密，人员比较集中，特别是在丝绸棉纺等企业里工人人数最多，这就有利于罢工斗争的组织发动和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杭州产业工人的主体，大多是由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转化而来，易于和其他劳动者结成广泛的联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能够得到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在长期的反压迫斗争中，尽管杭州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它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也成为一个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杭州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于会场受到密探的注意和法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与会代表决定把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作为建党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杭州也开始了建立党团的工作。1922年4月初，中共中央即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负责人俞秀松（浙江籍，曾参加过一师风潮）来杭州组建地方团的工作。俞秀松一到杭州就积极开展工作，在一师、安定等学校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团员。4月1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皮市巷（今皮市巷敬业里1号）正式成立，俞秀松兼任书记，有团员27名。这是浙江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同年6月扩建为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它的诞生，对全省各地团组织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为杭州地方党的建立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此同时，受党中央委派，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徐梅坤来杭开展建党工作。他首先发展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沪杭铁路闸口机厂钳工沈干城入党。沈干城成为在浙江入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随后，徐梅坤又把在浙军陈仪师任连副的青年团员金佛庄转为中共党员，连同由李大钊介绍入党、同年8月来杭州浙江政治学校任教的于树德，于9月22日组成中共杭州小组，由于树德任组长，隶属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3年春，杭州党小组发展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郑复他等人入党，这是杭州党小组建立后最早发展的一批党员。随党员队伍的扩大，党小组同时扩建为杭州党支部。5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列席代表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派安体诚（安灿真）来杭接替于树德之职，任杭州党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杭州工人阶级已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并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和先锋力量，给杭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党组织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等议案。为了进一步奠定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同年8月，书记部根据中共“二大”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决定，发布了《劳动法大纲》19条，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和缔结团体契约及与国际联合的民主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有一天休息，需要延长工作时间时，必须得到工会同意；禁止雇佣16岁以下的童工，保护女工；保障男女工人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这些要求很快成为全国工人斗争的共同目标，使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全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一时期，杭州的工人运动也是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组成部分。

　　1921年11月，陇海线铁路工人为抗议该路铁路总管、法国人若里苛待工人，实行全线停工。杭州铁路工人闻讯，给予陇海线工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陇海线路局见各工人团体团结一致，各地又大力援助，这才表示屈服。

　　1922年，杭州出现了有组织、有准备的工人纪念“五一”节活动。4月30日，杭州几家印刷厂的100多名工人，率先集会，讨论纪念“五一”节的活动事宜。大家商定:5月1日停工放假一天，各印刷厂家应一律照办，并致函省内各地同行工友，采取一致行动。绍兴、宁波等地的印刷、店员等工人接到杭州工人的倡议后积极响应，分别举行集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同年9月，上海金银业因受罢工浪潮影响，资方常将加工件寄到杭州等地代做。杭州等地的金银业工人为支持上海工人，决定自10月20日起实行抵制，每人还捐款1元，寄送给上海罢工工人。同时，取消所谓“官夜作”，并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随着工人罢工斗争的开展，党组织还注意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1922年10月，杭州党小组刚成立不久，小组成员沈干城就在闸口铁路机厂仿照京汉铁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做法，团结工人出身、有进步意识的机修厂厂长钜今创办了工人自修学校。在工人自修学校参加学习的大部分是青年工人和学徒工。沈干城自任语文教员，并动员钳工周新生、陈天民、王绍昌等担任数学、英语教员，从夜校中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3年3月初，共产党员倪忧天邀请武林、弘文印刷厂和《全浙公报》的排字工人郑卓吾、沈传福等人成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该会以“联络感情、增加知识、促进道德、完全人格”为宗旨，快速发展150余名会员。俱乐部还设有“新文化报贩卖部”、出售《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短短几年里，杭州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健康发展:党团员深入工人群众之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进步工人已经认识到建立工人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开始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如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以及具有工会性质的闸口铁路机厂工人自修学校和印刷工人俱乐部等。这是杭州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加强了与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联系。如1922年3月为声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1923年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1924年2月7日，杭州铁路工人为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配合上海工人斗争的罢工，这说明杭州工人斗争已成为全国工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人的政治觉悟明显提高，政治性罢工时有发生。如1923年5月9日，杭州工人举行了“五·九”国耻纪念日游行示威活动。同年9月，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湖滨公众运动场，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捣毁了军阀王克敏的住宅。

　　实践证明，工人阶级一旦有了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就能向新的高度不断发展。